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，初秋的阳光洒在中南海怀仁堂前，当新中国首次授衔的礼炮响起，身着大将礼服的粟裕走进人们视线。人群中许多熟面孔已成永远的记忆，曾与他并肩转战浙西南的14位负责人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还在世。站在庄严的典礼上，粟裕的思绪或许又回到20年前那段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——当年在崇山峻岭间诞生的“挺进师”。
1935年初春，红10军团在怀玉山突围失利，残部四百余人沿着崎岖山道南下。闽北的密林为他们遮蔽，却也难挡国民党对红军的穷追不舍。闽浙赣省委迅速作出决定：把这支余部与闽浙赣苏区的补充红30师合编，建立一支能够深入敌后、转战崇山峻岭的“挺进师”，担负重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任务。就这样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的“挺进师”诞生了。
师长由29岁的粟裕担任，时任浙赣省军区政委的刘英出任政治委员。参谋长王永瑞、政治部主任黄富武，以及供给、组织、宣传、卫生、保卫等部门的10位骨干相继到位，总计14位核心负责人组成了这支新生劲旅的中枢。大多数人不到而立之年，意气风发，却注定要在浙西南那片刀光血影的山水间写下悲壮篇章。
浙西南的地形复杂：西有武夷山脉，东接仙霞岭，南北是松阳、龙泉、遂昌、浦城等县城镇。国民党将这片山区视作心腹之患，派出保安团和正规军，企图一举剪除“红色孤岛”。2月初，挺进师翻越仙霞岭后奔袭石溪镇，行至浦城岚谷，遭遇埋伏。枪声乍起，粟裕挥刀指向山腰：“同志们，跟我上！”突围成功，却也让全师第一次见识到这里的残酷。
岚谷休整时，部队扩编为三纵队。王屏、刘达云、李重才、洪家云、刘汉南、方志富分任主官，兵力不过两千。缺药、缺粮、缺子弹，只有一个字：挺。正因这股韧劲，“挺进师”名副其实。就在同年春末，王维信在金华汤溪镇前沿阵地倒下，年仅25岁，他成为挺进师首位牺牲的负责人。
进入夏季，浙西南特委在玉岩建立，黄富武兼任书记。此人出自弋横起义，善于发动群众，却在10月突围途中被捕，12月12日慷慨就义。年仅27岁的生命定格在丽水大水门外，他留给战友最后的话是：“莫让苏区的星火熄灭。”短短一句，后来在山林间被无数战士默诵。
紧随而去的，是组织科长宗孟平。6月6日的浦城石示垟深夜，房东的告密让追兵破门而入，枪声划破山村。他用身体掩护文件，终年28岁。此后数月，洪家云、方志富、柯勤发、李重才相继以血肉筑起根据地存续的防线。综合统计，至1937年夏，14位负责人中已有11人殉难，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们的青春燃尽得太快，也太耀眼。
战火并不仅限于枪弹。挺进师在坚持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，抓紧时间重建政权。地方工作团在山村推行减租减息，建立互济仓，征收公粮，组建赤色信用社；妇女主任蔡爱凤带着姐妹们纺线、织布、做军鞋；谢文清主持没收委员会，清点地主物资；张友昆在山洞里搭起临时医疗所，咬牙给伤员取出弹片。后勤补给部部长刘达云则“人背畜驮”地运盐运药，硬是把四百条人命从饥饿线上拉了回来。
随着蒋介石对浙西南连番增兵，挺进师不得不采取“开花战术”。六七人、十来人的小分队插进深山老林，以灵活机动的方式牵制数十倍之敌。方圆千里的茶山竹海里，枪声此起彼伏，村民夜里跟着红军转移，上山采野菜、熬草根；白天敌人搜索时，山脚炊烟全无。弹痕、粮荒、雨林病虫……每一个难关都足以压垮意志，可“再撑一晚”成了彼此激励的暗号。
1936年冬，粟裕、刘英率主力突返闽浙边，与叶飞指挥的闽东独立师会合，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，挺进师获得短暂喘息。此时的队伍里，许信焜、龙跃等新生代干部已经挑起大梁，他们不过二十出头。到1937年6月，许信焜和许旺又先后牺牲。奉命外出联络的杨干凡为掩护战士中弹，倒在青田富庄村的稻田里，当地老人至今仍记得那位年轻政委鲜血染红山涧的情景。
全面抗战爆发，国共合作的形势给挺进师带来改编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机遇，枪口转向外敌。然而，先前流血牺牲的名字却已深深刻在浙南山川。陈凤生、一个曾是“青帮”好汉的人，在玉岩被捕后拒不屈服，临刑前高呼“打倒国民党”的呐喊；洪家云喑哑的嗓音仍似在激励后来者：“要把头颅留给青山，也不能让枪口俯首。”
而岁月终究给倖存者更多考验。刘英转战皖南、浙东，直到晚年仍坚持读马列原著；郑丹甫越狱复出，又一路走到新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一线；龙跃从浙南游击区打到上海，晚年操心的是工厂的汽轮机产量。不同的岗位，相同的信念，他们都把生命谱写进共和国的脉搏。
细数十四位创建者，除粟裕、刘英、郑丹甫、龙跃三位得见黎明，其余十一人血洒征途。浙西南的青山默默矗立，密林间仍能找到弹痕、碉堡与残垣，那些石板小道上仿佛还回响着当年急促的脚步声。历史的风吹过，故事被尘封，却总会在每一次翻阅中再度鲜活，让人想起那支用“挺进”命名、用生命守望的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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