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总理视察人民公社食堂，一名农民直言：如果你骗我们，你自己也会挨饿吗？
1960年深秋的冀南，风一吹就卷起枯草的尘土，村头大锅里正咕嘟咕嘟地煮着野菜和高粱叶，那股难掩的焦糊味钻进鼻腔，混杂着饥饿的酸涩。孩子们捧着黑瓷碗，眼巴巴地望着锅沿，谁也不敢多要——粮票早已告急，食堂的瓢勺却还得每日按部就班地舀。那一年，在很多农村，日子就拧巴在这只铁瓢之上。
当初建立人民公社和大食堂，初衷是好听的：集中劳力，节约燃料，一口大锅人人吃饱。口号喊得震天响，“吃饭不要钱”的标语写在墙上，与“亩产万斤”并列。然而理想与土地的产出很快脱轨。各地报上去的高产数字像吹胀的气球，真实的麦粒却挤不满社员的口袋。为了面子，也为了政绩，干部们把空的统计表塞得满满，基数越报越高，仓廪里却风声直响。
问题并不是一天爆发，而是像裂缝一样一点点加宽。先是口粮卡紧；随后，私家灶拆除，家家饭锅封存；到了1960年春天，炊烟从村庄上空消失，只剩食堂烟囱孤零零地冒着青灰。有人偷偷用荞秆煨点野菜，被巡逻队抓到就要写检查。社员们白天在地里“放卫星”，晚上围着大锅等糊糊，心里比胃更空。
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的张二廷是个犟脾气，他的四个孩子一个劲儿掉肉，妻子每天量半瓢糊糊，自己却舍不得多喝一口。“这么吃下去，咱一家都得瘦成皮包骨。”他憋了一句又一句，终于在1961年5月初的那个座谈会上爆发。那天，北京来的大首长坐在炕头，村干部陪着笑，屋里却安静得能听见别人吞咽口水的声音。
“总理来了，咱有啥就说啥！”张二廷咳嗽一声，低头整理衣襟，抬头直视前排，“食堂要是这么办下去，咱们撑不到秋后。骗得了一时，可骗不了肚子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拔高，“您要是也被他们糊弄，将来我们饿死，您也吃不着粮！”屋里气氛骤然紧绷。乡干张罗着打圆场，“二廷，说话别太冲——”周恩来摆手制止，“让他讲完。”
两天前的对比用餐，让这位中央首长心里早已有数。第一次，县里陪同，桌上摆了白面馒头、肥肉炖粉条，连鸡蛋都亮出一盘；第二次，他甩开随行，只身进了另一座食堂，盆里只有稀到能照出人影的高粱米汤。周恩来用勺背轻轻拨开表面浮油，油花稀得像秋后的落叶。这样的差距，不用多问就能嗅出其中的掩饰。
信息层层过滤的链条在这里断了。张二廷后面，几个原本低头的社员也鼓起勇气插话。“我们今年春天割树皮磨面。”“孩子闹肚子，没药，只能喝盐水。”“地里的麦子报的是三千斤，其实收不到三百。”言辞并不激烈，却句句像锥子，扎破了清单与报表的气球。周恩来边听边记，眉头一紧再紧。他没有现场表态，只说了一句，“情况我带回去，务必给大家一个交代。”记录本上，那天他用了整整五页纸。
有意思的是，对话结束没几天，公社食堂不再强留社员。通知贴到墙上：去留自愿，口粮归户。随着炊烟在院子里重新升起，封存近两年的铁锅被刷得锃亮，孩子们围着灶台打转，咸菜泡汤也透着人间烟火。闻到锅里真正的粮食香味，张二廷长出一口气，他知道，最难的关口也许终于过去了。
彼时的中央已着手修订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，年底公布的条文里，生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，食堂办不办让农民自己商量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条看似细微的松动，却像开闸放水，悄悄改变了之后十年的农村面貌。没人再强行收走灶具，也没人敢随意扣发口粮，家庭副业慢慢复苏，田间劳作的积极性又被点燃。
回望伯延的那场调查，人们常记住张二廷那句“糊弄我们，你也会饿死”。它绝非粗鲁挑衅，而是饿肚子的农民对真相最朴素的呼喊：政策可以出自纸面，活命却要落在碗里。信息不对称的高墙一旦被撞开，决策才有纠偏的机会。农民的饭碗，终究得靠实在的粮食装满，而不是账本上漂浮的数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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