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，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李木富家迎来了一群红军战士，其中有一位受伤严重的红军伤员，躺在担架上，情况危急。红军军官请求李木富能让伤员在他家养伤，李木富没有多想，便答应了下来，没想到50年后九龙配资，这位伤员竟然变成了开国少将，专程回来报恩。
这位被李木富救下的伤员就是段苏权，年仅18岁，时任红军独立师政委。1934年，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等领导的红二、六军团，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。段苏权与师长王光一起带领600多名战士进入梵净山，并经过四川秀山县，掩护主力部队前进。在与敌人的激战中，段苏权不幸被子弹打中脚踝，剧痛让他倒地无法动弹，几个战士背着他撤退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敌军紧追不舍，段苏权的伤势加重，无法继续行走，只能靠担架抬着。面对敌军的不断逼近，段苏权心生愧疚，决定主动留下，让其他战士先行撤退。
展开剩余79%段苏权最后留在了李木富家。李木富是当地的裁缝，见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知道将红军伤员藏在家里很危险，李木富决定把段苏权藏在山里的一处月牙形岩洞里。晚上，李木富和妻子会为段苏权准备温暖的被褥和饭菜，还鼓励他放宽心。段苏权的伤口严重化脓发炎，李木富不得不偷偷去药店买药，而不能请医生来看。李木富夫妻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段苏权深受感动。
半个月后，段苏权的伤势有了明显好转，但还不能完全行走。为了帮助他康复，李木富特意为他做了一个高脚马，帮助段苏权练习走路。四川的形势越来越严峻，段苏权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，他决定回家乡湖南茶陵找党组织。段苏权告别了李木富，装作乞丐，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他一路行乞，直到来到湖南花垣县茶洞镇。在那里，他正巧碰到了一位凶恶的乞丐，抢走了段苏权所有的钱财。没了钱，段苏权只能靠讨饭为生。经过几百里跋涉，他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，接着又借助好心人的帮助，顺利到达攸县的皇图岭车站。就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来自茶陵的刘维初。刘维初是做豆腐生意的，在得知段苏权的身份后，热心地收留了他，为他提供了换洗的衣物，并让他给家人写信。在刘维初的帮助下，段苏权终于回到了故乡。
回到家乡后，段苏权得知红军已准备抗日，决定前往太原联系党组织。在太原，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老上司任弼时。任弼时见到段苏权几乎哽咽，他感慨道：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们曾为你举办过追悼会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回来就好，一起抗日！”
段苏权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身上也添了不少伤，但每当看到自己脚上的伤疤，他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1955年，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，他深感自己若没有恩人的帮助，今天或许早已为革命献身。
1950年，段苏权派人专门到茶陵看望了刘维初，并将刘维初的儿子接到沈阳，送往大连工程学院学习。段苏权还邀请刘维初到自己家中住，但刘维初因习惯劳动而婉拒了。
1983年，段苏权回到了当年受难的秀山县，寻找李木富夫妇。尽管他四处打听，但始终没能找到李木富。就在段苏权准备返回北京时，李木富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他耳中。李木富确认段苏权就是他曾救过的红军伤员，随即和大儿子来到县委说明情况。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很快确认了李木富的身份，并寄去了相关照片。
看到恩人的照片，段苏权激动得流下了眼泪，写信给秀山县政府表达感激之情：“见到恩人的照片，我十分高兴。他们是红军的亲人，理应受到尊敬和爱戴。”1984年，当地政府赠送给李木富一块刻有“红军的亲人”字样的匾额，作为对李木富的敬意。
此后，段苏权多次通过信件和寄钱的方式慰问李木富一家，以此来报答当年的恩情。而李木富从未提出任何要求，他唯一的愿望是为村里修一座桥，造福百姓。很快，这座“红军桥”便顺利竣工，为村民带来了便利，也成为了李木富与段苏权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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