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,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李木富家迎来了一群红军战士,其中有一位受伤严重的红军伤员,躺在担架上,情况危急。红军军官请求李木富能让伤员在他家养伤,李木富没有多想,便答应了下来,没想到50年后九龙配资,这位伤员竟然变成了开国少将,专程回来报恩。
这位被李木富救下的伤员就是段苏权,年仅18岁,时任红军独立师政委。1934年,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等领导的红二、六军团,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。段苏权与师长王光一起带领600多名战士进入梵净山,并经过四川秀山县,掩护主力部队前进。在与敌人的激战中,段苏权不幸被子弹打中脚踝,剧痛让他倒地无法动弹,几个战士背着他撤退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敌军紧追不舍,段苏权的伤势加重,无法继续行走,只能靠担架抬着。面对敌军的不断逼近,段苏权心生愧疚,决定主动留下,让其他战士先行撤退。
展开剩余79%段苏权最后留在了李木富家。李木富是当地的裁缝,见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知道将红军伤员藏在家里很危险,李木富决定把段苏权藏在山里的一处月牙形岩洞里。晚上,李木富和妻子会为段苏权准备温暖的被褥和饭菜,还鼓励他放宽心。段苏权的伤口严重化脓发炎,李木富不得不偷偷去药店买药,而不能请医生来看。李木富夫妻无微不至的照顾,让段苏权深受感动。
半个月后,段苏权的伤势有了明显好转,但还不能完全行走。为了帮助他康复,李木富特意为他做了一个高脚马,帮助段苏权练习走路。四川的形势越来越严峻,段苏权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,他决定回家乡湖南茶陵找党组织。段苏权告别了李木富,装作乞丐,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他一路行乞,直到来到湖南花垣县茶洞镇。在那里,他正巧碰到了一位凶恶的乞丐,抢走了段苏权所有的钱财。没了钱,段苏权只能靠讨饭为生。经过几百里跋涉,他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,接着又借助好心人的帮助,顺利到达攸县的皇图岭车站。就在这里,他遇到了来自茶陵的刘维初。刘维初是做豆腐生意的,在得知段苏权的身份后,热心地收留了他,为他提供了换洗的衣物,并让他给家人写信。在刘维初的帮助下,段苏权终于回到了故乡。
回到家乡后,段苏权得知红军已准备抗日,决定前往太原联系党组织。在太原,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老上司任弼时。任弼时见到段苏权几乎哽咽,他感慨道: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我们曾为你举办过追悼会,没想到你还活着,回来就好,一起抗日!”
段苏权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身上也添了不少伤,但每当看到自己脚上的伤疤,他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。1955年,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,他深感自己若没有恩人的帮助,今天或许早已为革命献身。
1950年,段苏权派人专门到茶陵看望了刘维初,并将刘维初的儿子接到沈阳,送往大连工程学院学习。段苏权还邀请刘维初到自己家中住,但刘维初因习惯劳动而婉拒了。
1983年,段苏权回到了当年受难的秀山县,寻找李木富夫妇。尽管他四处打听,但始终没能找到李木富。就在段苏权准备返回北京时,李木富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他耳中。李木富确认段苏权就是他曾救过的红军伤员,随即和大儿子来到县委说明情况。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很快确认了李木富的身份,并寄去了相关照片。
看到恩人的照片,段苏权激动得流下了眼泪,写信给秀山县政府表达感激之情:“见到恩人的照片,我十分高兴。他们是红军的亲人,理应受到尊敬和爱戴。”1984年,当地政府赠送给李木富一块刻有“红军的亲人”字样的匾额,作为对李木富的敬意。
此后,段苏权多次通过信件和寄钱的方式慰问李木富一家,以此来报答当年的恩情。而李木富从未提出任何要求,他唯一的愿望是为村里修一座桥,造福百姓。很快,这座“红军桥”便顺利竣工,为村民带来了便利,也成为了李木富与段苏权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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